“一把洛阳铲，半部中国史”，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，就像大型开盲盒现场，探索未知，丰富历史。在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了我省多位扎根田野考古一线的年轻人，听他们讲述在广袤的田野、在小小的探方“挖呀挖”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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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入坑”之初：条件艰苦但不觉得苦
回忆起“入坑”经历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邹秋实博士说，他本科实习时，几十号人住在村小学，男生一大间、女生一大间，条件相当艰苦。但亲手发掘到汉代陶片、烧窑作坊，真切触摸到历史温度，感到非常新奇。经过一个暑假暴晒，大家都晒得黑黢黢的，但这群初接触田野发掘的年轻人觉得“考古挺有意思”。
武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的田野实习在南水北调库区。他回忆称，当地交通不便，工地常停电，印象最深的是洗澡难。他们住在老乡家里，没有热水，男生随便点，天黑透以后在院子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拎桶水往身上浇。女生则比较头疼，因此，男生们有时还负责给女生搭洗澡间。下雪天工地没法开工，他们就躲在被窝里写材料，手上都是冻疮，“虽然条件很艰苦，但那时候不觉得苦，反倒是怀揣着希望和兴奋下工地。”
两人称，十几年过去了，武大历史学院现有襄阳凤凰咀、武汉盘龙城等多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。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，均可在老师带队下参加正在发掘的考古项目，开展布设探方、绘图、收集遗存、浮选土样等工作，或对出土陶片进行清洗、拼对、修复……学生的田野实习条件及后勤保障发生了巨变，不变的是对田野发掘的热情。
“手气好”的背后，是实力和努力
田野考古带有一定偶然性，谈及工地奇遇，邹秋实介绍，2014年冬，他在盘龙城遗址进行测绘，清晨霜还未消，走在草丛中裤腿被打湿了，他和队友想生火烤一烤，在扒拉干草时意外发现一个金属残件，仔细一看竟是商代青铜鼎的耳朵。“出现这样的器物，附近很可能有墓葬。”事不宜迟，邹秋实等赶紧通知考古队。很快，考古队将河边滩地清理开，布好探方着手发掘清理。果不其然，在此发现了商代早期高等级贵族墓葬，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和玉器。马不停蹄忙了一天，到晚上工作还未结束，他们在墓葬旁搭起帐篷，带着疲惫和兴奋，为文物“守夜”。
去年最“火”的考古发现，当属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出土的“郧县人”3号头骨。据介绍，该头骨的发现有一系列的“巧合”，出露时间是距“郧县人”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，地点为相距约33米远的同一套地层中。此外，3号头骨发现于探方南壁，但凡布设探方时稍偏一点，也会和重大发现失之交臂。
不可否认，考古发掘现场，带有一定的“开盲盒”成分。但运气、手气好的背后，更多是实力和努力的支撑。正如该项目负责人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陆成秋所言，“竭尽全力，尽量不让每一次发掘留下遗憾！”他介绍称，团队制定了科学周密的工作方案，搭建温湿可控、功能完备的考古方舱，开展八大学科33个研究方向的联合攻关。3号头骨发现后，考古队以2厘米为一个操作层精细发掘。数字化团队共拍摄20多万张高清照片，结合最先进的手持式、架站式激光扫描仪，进行了20多次高精度三维建模，精度达0.2毫米，为后期精细化复原头骨埋藏环境、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青年考古人的情怀：坚守内心的纯粹
“有田野，就有希望。”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陶洋饱含深情地说，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基础、灵魂，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考古学补给新鲜养分。
屈家岭遗址是湖北考古的起点，自1955年至今，一代代考古人在此接力奋斗。目前仍在开展田野考古发掘的，是来自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由80后、90后及00后组成的年轻队伍。近年来，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，考古队做了大量工作，如夯实了屈家岭遗址文物保护的基础，丰富了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和馆藏内容，为重要遗迹的复原展示提供了考古依据等。“今年4月18日，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授牌，其背后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心血。”陶洋说。
对传世文献鲜有记载的曾国，我省考古工作不只是“证经补史”，更是“考古写史”。曾国考古项目更是近十次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、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、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。“曾国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但仍需我们苦磨脚掌，砥砺前行，把好的考古发现转换成好的考古成果；把曾国考古的热度，转化为曾国历史的厚度。”随州枣树林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长江说，前辈们“择一事、终一生”的坚守，激励着我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青春热血，接续奋斗，续写新的“考古传奇”。
“田野考古长期在野外，成果周期较漫长，要吃得了苦、坐得了冷板凳，更需坚持内心的纯粹和对信念的执着。”武大历史学院青年教师单思伟博士称，考古就是探索未知、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，在清理遗物遗迹中会验证自己此前的判断，如果判断是对的，带来的愉悦感是非常强烈的。团队在襄阳凤凰咀遗址的考古发掘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丰富例证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，也为文化自信找到根源。
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实习生 刘佳欣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