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程步涛

每逢八一建军节,我总爱回忆战友的旧事。想起了在团里当干事时我们的一位副政委,他有许多让人钦佩的经历。我没有他的电话,便找一位战友帮忙打听,一问,副政委健在,已经九十有余。

副政委叫吴登才,1946年入伍,那年他十六岁。


(资料图片)

入伍三个月后,副政委所在的部队过黄河南下。那是枯水季节,全团每个人抱着个秫秸个子,往水里一扔,河面上便出现了一条半隐半现的“浮桥”。他们踩着秫秸个子,“咯吱咯吱”,一颠一颤便到了对岸。

郭红松绘

我们团是海防守备团,防区内有十多个无比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。一次清扫工事回来,副政委问:“你们知道这工事是哪个部队修的吗?”不等我们回答,他接着说:“那是1954年,先是说让我们去朝鲜支援战后建设,都上了火车,又撤销了命令,把我们拉到这里修了这些工事。”1954年,我们这些人刚上小学。

一次,看完电影《江姐》,他听我们在值班室里谈起渣滓洞、白公馆,便告诉我们,开国大典后一个月,他们部队开进重庆,过磁器口时,国民党军队放的火还在燃烧。

多年后,他来京看儿子,那时距他转业离开部队已经三十个年头,当年精神抖擞的中年军人,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者。他第一次和我谈起了早年转业的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军队整顿,超出编制的一些干部要转业到地方,那时叫“削肿”。副政委——至今我还是习惯称他“副政委”——说:“你记得吧,咱们团编制副职只有两个,实际上配了七八个,安排一些干部转业成为一种必然。”他1979年转业,那年还不满50岁。程序很简单,师里的一位领导和他谈了一次话便确定下来。副政委是河北固安人,他想回老家安置,政策也允许。但不知怎么的,他被分配到苏北一个县的计划委员会当副主任。

团里用军用卡车把他送到那个县,家当才装了半车,老伴儿随军后在我们团驻地的新华书店工作,习惯了,不愿意随他去新地方,孩子不愿意转学,也没跟他去。工作了几个月后,吴登才去了一趟行署——那会儿,地区一级机关叫行政公署。走到行署大门口,他犹豫了,刚转业就提个人要求,组织会怎样看?犹豫归犹豫,想到家庭,他还是叩响了专员办公室的门扉。

没多久,调动通知到了。就这样,他又回到我们团所驻的那个县,在县政府贸易办公室当副主任,副主任的行政级别是副科,这一当,一直当到他离休。

刚到地方,一切都是生疏的。国家结束了十年动乱,跨入新的历史时期,思想要解放,观念要更新,机构要调整,队伍要整顿,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,每一天都要处理因为变革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种种矛盾。副政委说,不懂就学,先当小学生。财贸系统工作涉及与工商管理、税务、粮食、商业、金融相关的十多个单位,那些日子,他每天都到这些单位转。人家有空儿,他向人家请教,人家没空儿,他就在一旁听,很快,全系统的人都熟悉了他,说他挺随和。挺随和的人也有很固执的时候。他接手了全县清仓查库工作,按现在的说法是“查验国有资产”。说人家不配合吧,每个单位对他的到来都热情有加;说人家配合吧,又多是磨磨叽叽,不愿意把家底子亮开。副政委说,配合也好,不配合也好,他不着急,更不训人,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讲明原委:国家要改革,经济要发展,不弄清家底子,怎么改革,怎么发展?一次次地去,一回回地讲,终于,表格上的,表格外的,全呈现在他面前。历经一年多,清仓查库的报告终于摆在了县政府的会议桌上,数据翔实,为这个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县委书记和县长说:“老吴,你为县里办了件大事。”

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,只要一阶一阶地攀登,就可抵达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。可是,很多时候,你必须在抵达某一个高度前停下来,将手中的火炬传给别人,这叫继往开来。

副政委对个人职务的高低看得很轻。

他让我看他腿上的两处弹伤。一次战斗中,他的腿部被子弹击中,战斗结束后简单包扎了一下,却发现腿迈不开了,费尽力气才挪了不到一里地。因为流血太多,他坐在地上起不来。一位战友架着他,又走了一段路,遇上担架队,才得以把他送到医院。他说自己命大,腿保住了。从这以后,只要是阴天、雨天,伤疤便会发痒。我轻轻地抚摸那两块伤疤,那是凹进去的两个小坑,能放进去一个核桃。

解放战争打汤阴,他们挖地道进入城里后,被敌人围在一个院子里,战斗僵持不下,十分激烈。突围过程中,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,大家索性俯身在城外干涸的壕沟里,趴在双方交战留下的尸体上,一动不动。敌人大概把他们也当成了尸体,在壕沿上转悠了一会儿就走了。白天不能动,一动敌人就会发觉。天黑后,沿壕沟进来一支小分队,是自己人。在小分队的指引下,他们终于回到了部队。从地道进去时,他们是三十多人,出来时,只剩下几个人。

还有鲁西南战役羊山集一战,他们连200多人,战后点名,能站起来答“到”的只有8个人。回忆起往事,副政委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了,泪水不住地流。顿了一会儿,他又说,参军时,他们一个村出来8个年轻人,有伤残的,有牺牲的,健在的只有他和另一个转业到南京的同志。说这话时,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

那次见面,告别时他非要送我一段。八十岁的人了,走路时依然脊背笔挺,脚板落地扎实。

如今,副政委和在那座小县城里生活的大多数老人一样,早上到河边走走,上午带着老花镜看看当天的报纸,有时看一会儿手机上的微信。他也时常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,想起牺牲的战友,心里不好受。

在电脑上敲完这段文字,和副政委通了个电话。他说,他身体还行,只是右耳听力完全丧失,左耳听力也不好。我安慰他说,年纪大了,身体总会有些毛病,去医院检查检查,配个助听器。

放下电话,我笑了,因为我这个老兵也年近八旬了。

《光明日报》(2023年07月28日 1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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